关于创新发展我市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调研报告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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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创新发展我市新时期

人民调解工作的调研报告

××市司法局

（____年8月）

人民调解是一项具有中国特色，为我国宪法确认的法律制度，它是在依法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的主持下，以国家的法律、法规、规章、政策和社会公德为依据，对民间纠纷当事人进行说服教育，规劝疏导，促使纠纷各方互谅互让，平等协商，自愿达成协议，消除纷争的一种群众自治活动。半个多世纪以来，人民调解制度以其自愿协商性、过程相对保密性、程序简易性和成本低廉性而深受人民群众的欢迎，在调处矛盾纠纷，维护社会稳定，促进经济发展等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。然而，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，社会各阶层矛盾的层出不穷，大量新情况、新问题不断涌现，新时期人民调解工作如何适应改革发展大局的需要，如何按照科学发展观的要求实现全面协调、可持续发展，如何进一步发挥“第一道防线”的作用，为创造和谐稳定的社会环境和公正高效的法治环境作出新的贡献，这些都亟待我们去深入思考和仔细探究。

近期，我们对我市的主要社会矛盾纠纷进行了分析，并重点对浏阳市的镇头镇、永安镇，雨花区的奎塘办事处、高桥乡，开福区的通太街办事处、洪山旅游局（原综合农场）等六个乡镇街进行了专题调研，现将有关情况综述如下：

一、对当前我市主要社会矛盾纠纷的简要分析

当前，我市经济社会发展的总体形势是好的，社会稳定，人民安居乐业。随着改革开放的日益深化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不断发展，社会经济成分、利益关系和分配方式等日益多样化，各种利益冲突和磨擦不断出现，群体性事件不断发生，涉法信访问题越来越突出，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，影响了正常的社会生产生活秩序。民事纠纷导致治安刑事案件上升，对社会稳定形成较大的压力。总的来讲，我市人民调解面临一些新情况、新问题，表现在：一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发生新变化，呈多样化、复杂化趋势。传统的婚姻家庭邻里纠纷已经不再是民间主要矛盾纠纷，而以资源权属、环境及生态、不同经济主体的利益、工程建设中群众利益维护等经济内容的新型矛盾纠纷日益突出。其中，因土地承包、村务管理、征地拆迁、企业改制、拖欠工资、职工下岗、军转干部待遇、复员军人就业和党群干群关系等引发的矛盾纠纷不断增加。参与者的构成复杂化，不仅有工人、农民、学生、离退休干部、个体户，还有转业、退伍军人等。一些跨行业、跨部门、跨地区的纠纷不断增多，解决起来难度很大。二是各类矛盾纠纷呈上升趋势。其中的热点、难点主要有复员军人、伤残军人的安置问题，征地补偿、拆迁安置问题，企业改制问题，劳动和社会保障问题，集资款到期不能兑付问题，以及涉法涉诉问题，司法不公、执法不当问题等。三是纠纷参与人数呈现规模化倾向。一些地方群体性纠纷参与人数动辄数十人，甚至上百人，而且组织化倾向比较明显，甚至有的群体性纠纷事件，背后有组织者操纵指使，事前和事中都有较为严密的组织领导和周密的行动计划。四是相当部分纠纷当事人言行发生重大变化，诉求方式和行为方式偏激甚至违法的特点明显。有的利用国家重大政治活动、重大节假日或政治敏感期，集体到京、到省里上访，围堵冲击党政机关，静坐请愿，罢工罢课，阻塞交通。甚至出现殴打执行公务干警和政府工作人员的过激行为，以及自杀、自残的极端行为。

所有这些矛盾纠纷中出现的新情况、新问题，都对人民调解工作造成了很大的冲击，提出了新的更高的要求。

二、目前我市人民调解工作的运行情况及存在的主要困难和问题

面对新形势下社会矛盾纠纷呈现出的新特点、新趋势，我市各级司法行政机关和基层人民调解组织在党委、政府的领导和各级人民法院的指导下，做了大量深入细致、卓有成效的工作，人民调解组织网络更加健全，队伍素质明显提高，工作范围不断拓宽，制度体系基本成型，人民调解功能作用日益突显。目前全市共建立各类人民调解组织3926个，其中村民调解委员会2786个，社区（居民）调解委员会501个，企业事业单位调解委员会508个，区域性、行业性调解委员会131个，有调解人员37788名。与此同时，人民调解业务建设也得到了同步发展。全市近五年共调处各类矛盾纠纷181900件，年平均调处36380 件。2026年调解纠纷36459件，调解成功35365件，调解率达100％，成功率达96.9％，防止“民转刑”205件，461人。有力地维护了省会××的社会稳定与政治安定，促进了全市经济健康快速发展。

在肯定成绩的同时，我市人民调解工作也存在不少困难和问题，主要集中体现在五个方面。

（一）组织机构建立但不健全

建立并健全调解组织是做好调解工作前提与基础，调解组织网络化是人民调解组织建设向纵深发展的必然趋势。根据司法部颁布的《人民调解若干规定》，人民调解组织有四种形式：一是农村村民委员会、城市(社区)居民委员会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；二是乡镇、街道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；三是企业事业单位根据需要设立的人民调解委员会；四是根据需要设立的区域性、行业性的人民调解委员会。接受调查的6个乡镇（街）应建乡镇（街）调委会6个，已发文成立的2个，但未挂牌、刻章，工作未展开；应建村（社区）调委会9个，已成立9个，无牌无章的7个，无相对固定办公室的5个，有纠纷登记的3个，文书案卷都没有归档。9个村（社区）虽然都成立了调解委员会，但仅有4个村可以从办公室墙上得到印证，而调解委员会、调解员的名册只有一个村可以提供。9个村（社区）应设272个调解小组，唯有浏阳市镇头镇镇头村有调解小组及成员明细表，其它各村（社区）只能是口头说明，称调解小组就是村民小组长兼任，社区就是楼栋（片）的纠纷信息员，村民小组长和纠纷信息员混同于调解小组。由此看来调解组织网络中确有不少的“断层”与“空档”。国务院颁布的《人民调解委员会组织条例》规定，人民调解委员会应选举产生，但执行中走样。调查的7个村（社区）没有一个调解委员会是经过专门选举产生，全部是混同于村委会、村党支部换届选举中设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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